短缺来临时,特别是行业性的短缺下,很多企业就本能地拔高预测、拔高安全库存,给供应商下达远超采购提前期的订单。
比如,有个高科技行业的佼佼者,前几年芯片行业短缺,货期一延再延,就给硅谷的芯片供应商下了很大的订单,有个芯片的在途和在库已经有4500万元的库存,都够用22个月半了。这期间如果设计变更了,客户的需求变化了,或者技术升级换代的话,库存风险以千万元计。
退给供应商?供应商早就在合同中约定不能退。卖给别的公司?供应商早就料到这一招,规定不能卖(否则冲击渠道,造成混乱)。这个供应商在硅谷,总部离我家就半个多小时的车程,经历了芯片行业多年来的起起伏伏,这样的事情见得多了,早就在合同中把这些路给堵死了。
这后面的根源呢,就是短缺下的过激反应,比如疯狂地拔高预测,增加安全库存。但问题是,这样做,能否解决短缺问题?供应商没法给你发货,是因为他们没产能,没库存,而不是你下的订单不够大。除非供应商说,给我足够大的订单,我给你优先排产、供货,但这会进一步刺激客户虚高需求,加剧牛鞭效应,导致供应商过度扩张产能----这样的供应商大概早就破产了。
这个企业有核心技术,毛利相当高,但也不能这样花钱。那这几千万元的库存怎么办?库存放在那里了,就如孩子生下来了,不是你抱着就是我抱着,没什么方法是我知道而你不知道的。这里的关键呢,就是不要动物本能做计划,让"孩子"生下来。
拔高了预测,增加了安全库存,给供应商很多订单,你还是拿不到你要的货。但所有的短缺都会过去,等供应商的产能跟上来后,你就坐在一堆库存上了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芯片、电容、LED显示屏、多晶硅、有色金属的短缺,过激反应造成大错特错,最后都以过剩结束。
行业性短缺如此,企业内的短缺亦然。
以前我负责全球计划的时候,一旦供应商有严重的产能或质量问题,总库出现短缺时,有些地区就要求拔高本地库的安全库存,加大补货量。我是一律不予批准:如果你能提前预计总库会短缺,提前拔高自己的计划水位,我佩服你是条汉子;现在短缺发生了,你拔高计划水位我也没货给你,而等有货给你的时候,你又得对付过剩问题了。
企业如此,就连家庭也不例外。
比如新冠疫情期间,美国的防疫物资短缺可以理解,连卫生纸都短缺。就如一位在沃尔玛工作的老哥说的,"只要他们说要缺货,那就一定会缺货"----大家一股脑儿哄抢,就活生生地人为制造出短缺来。就这样,有些家庭囤积了大量的口罩和消毒酒精,5年过去了还没用完。
所有的短缺,最后都以过剩结束;而所有的过剩,也都是从短缺开始。"所有"或许有点太绝对,我之所以这么讲,是想强调防患未然:我们的过剩是短缺时造成的,就跟我们的"三高"、痛风都是健康时胡吃海喝造成的一样。我们不能等有了"三高"才开始行动,我们得平常就干点什么。
我们的应对方案呢,可从三方面着手。
其一,作为采购方,对于持久的,特别是行业性的短缺,我们要坚守计划的基本准则,那就是避免本能地拔高预测、增加安全库存;采购提前期变多长,就释放多久的订单。这是因为行业性短缺下,解决方案已经不是计划,而是执行:我们得靠催货来解决问题,就跟人们调侃的,派高管到供应商现场,送茅台,做承诺,拉关系,谁家派的官衔高,拿到的供货就多。
这意味着理性,严峻短缺下的稀缺品。计划在对接需求和供应,必须保持理性,慎始如终,牢记"把钱变成库存容易,把库存变成钱困难"。
其二,作为供应方,我们不能基于拿到手的订单,统一打折来分配有限的库存,因为那会刺激客户虚高下单量,加剧牛鞭效应;而是要基于短缺发生前的实际需求,按比例分配。比如短缺前客户A占15%的需求,那我手头的库存就分配15%给他们,不管他们现在下多大的订单。
这也是基于对称的信息做决策:短缺发生前的需求是正常的,而且已经发生了,没法修改;短缺后的订单则否,采购方可以操纵订单量。
还有,短缺越严重,越要放弃排队机制,改为分配机制(计划经济体的凭票供应是有道理的)。短缺下坚持先到先得,会助长需求端"连夜排队"、提前大量下单,扭曲了需求,为后续砍单埋下伏笔。更糟糕的是,抢得早的卷走了有限的库存,自己用不完,别人短缺,库存错配进一步加剧短缺和惶恐。
其三,如果当时一时糊涂,动物本能做计划,给供应商下了很多订单的话,我们要定期监控实际交期,一旦发现交期有缩短趋势,乘着供不应求时,及早取消或延迟交付部分订单;等转入过剩,人人都坐在一堆库存上时,就为时已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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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面文章节选自我的《供应链管理:高成本、高库存、重资产的解决方案》一书,有修改。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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