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力越低，固定资产就越重

比如同是手机厂家，为什么苹果外包生产，是轻资产；而OPPO和Vivo有厂房，是重资产？为什么同在家电行业，惠而浦和伊莱克斯的资产较轻，很多产品外包生产；而美的和海尔更重，有相当多的生产设施？再比如同样行业，越是往沿海走，企业就越聚焦，外包越常见，资产就越轻；越是往内地走，企业的经营范围就越大，垂直整合的情况越常见，资产也就越重？

你可以说是企业战略，比如为了获取、独占稀缺资源而采取垂直整合----这种情况在工业化早期比较常见。但同样是员工食堂，没有任何战略意义，为什么有些企业外包给第三方，而另一些企业则自建，买一堆餐饮设备，养一帮大爷一样的厨师，吃几年不变的饭菜？你不能说自己的大厨做饭好吃----你听过哪个员工喜欢自家食堂的饭菜？你也不能拿地点偏僻，没有第三方餐饮企业愿意服务来搪塞：上海浦东该够热闹了吧，我就服务过那里的一家企业，在他们的自建餐厅吃过饭。

这后面的一大原因呢，很多企业不愿承认，但还是没法回避，那就是（1）技术创新不够，品牌溢价能力不足，就没有足够的盈利空间来外包重资产业务；（2）管理能力低下，没法有效地选好、管好供应商，通过市场方式获取资源，就不得不垂直整合，自建产能，重资产运作。

这也是为什么整体而言，跨国企业资产最轻，民营企业居中，而那些大型国企、央企最重。苹果的技术、管理能力强，所以在制造上是轻资产；OPPO和Vivo的技术、管理能力相对弱点，就建了自己的大工厂。早年的福特，因为管理能力较弱，从矿山到钢铁到汽车，一度谋求建立行业链的垂直整合；现在的福特，管理能力更强了，资产也就轻多了。同理，以前的国企管理能力低下，大而全、小而全；现在管理能力更强了，杂七杂八的业务就相对少多了，资产周转也较以前更高效。

在过去二三十年里，做大做强是众多企业的目标，但有些企业把"做大"错误地等同于"做强"，甚至说要做强，首先得做大。在快速增长，跑马圈地的年代，要做强，先做大，有一定的道理，但问题是如何做大，什么样的大？

你要么横向扩张，抢同行的业务；要么纵向扩张，进入供应商的领域。

横向整合是大的吃小的，强的吃弱的，快的吃慢的，难度较大，竞争对手会跟你拼死命。这是良性的做大，只有能力强的企业，才可能成为最强的横向整合者，也成为最后站着的几个企业，在成熟了的行业尤其如此。

能力弱的企业呢，那就捡条阻力小的路走，垂直整合进入供应商的领域，结果就变成了虚胖：规模是越来越大，但能力也越来越弱，最终难逃啥都做，啥都做不好的命运，关停并转，成为兼并对象。这样的垂直整合其实是小农意识的延续。

对于本土企业来说，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后，"虚胖"严重，投资回报率低，是个普遍问题。企业规模越大，管理能力弱的问题就越突出，资源的边际回报率就越低，重资产的问题也就越明显。

资源更丰富了，能力强的企业，更有可能把资源投入到产品、服务的差异化上去，整合供应商的能力，迎难而上，跟竞争对手干，抢竞争对手的地盘。这是横向扩张，规模效益大，投资回报也更高。能力弱的企业呢，就开始吃窝边草，捡阻力小的路走，进入供应商的业务，把本来可能由专业供应商做的事，转由自己做。这是纵向扩张，规模效益小，投资回报自然低。

垂直整合后，这些企业就发现隔行难取利，因为管理能力是相通的：一个行业干不好的，在另一个行业干好的概率有多大？没有能力做好，没有耐心改善，这些企业就进入更多的行业，重复试错，做了机会主义的信徒，一直在找风口、找热点。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，机会多多，还真给有些企业找到了，于是连猪都能飞起来。但起飞的时候飞得有多高，掉下来的时候势必掉得有多重，特别在经济低迷，增速放缓的时候。

这在有些内地企业身上表现地淋漓尽致。如果你到那些内地的三线、四线、五线城市去，你会发现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明星企业，有些已经做到全国500强，甚至世界500强的规模。鲜有例外，这些企业的垂直整合度高，最终变得前后通吃，资产越来越重，能力却越来越弱----垂直整合得到的是肥肉，横向整合练的才是肌肉。

比如原来的业务是焦化煤，就扩充到炼铁，因为炼铁需要焦化煤；然后是炼钢，因为铁是钢的原材料；然后是轧钢，因为轧钢以钢材为原料；然后是机械制造，因为你知道，机械是钢铁制造的；炼铁炼钢需要电，那就进入发电业务。这还没完，因为有钱了，就做供应链金融；钢铁要运输，就做物流一体化；做成了本地的大企业，有优惠地皮，就搞房地产......

结果呢，技术和管理能力越弱，资源就越来越分散，资产越来越重，啥都做，啥都做不好。一堆重资产，就如一身肥肉，实在没什么值得自豪的。我看一些内地企业的网站，有些还动不动以重资产自豪，说有多少多少固定资产，那跟农村老太太们就没什么区别了----以前缺吃少穿，农村老太太们经常说，这姑娘壮实，意即能吃苦干活，是表扬人的话；现在啥时代了，还这么说的话，看小姑娘们还不一个大嘴巴子过去。

经济快速腾飞的时候，是增量经济，整体上是供应短缺，让这些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平均水平的企业、产品都有口饭吃，这是不公平的，甚至是罪恶，因为这是鼓励资源的低效和重复投入。经济增速放缓，变成存量经济后，一个行业最终只会有最好的那两三个企业有活路：老大吃肉，老二啃骨头，老三就只能喝点汤，陪着赚吆喝。其余的企业呢，出路只有关停并转。几十年来，这已经在美国得到充分验证。这也是为什么在杰克·韦尔奇时代，GE坚持每个事业部要么是行业第一、第二，要么就剥离。

在对待重资产上，美国企业的行动相对坚决，一旦达不到期望，就速战速决，关停并转。这跟美国的传统文化有关：短期关系，没什么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，也不顾虑太多的事。日本企业呢，则普遍瞻前顾后，优柔寡断。比如这些年日企在中国建了很多工厂，还有合资企业，效益不好，也一直拖了很久才"断舍离"[1]。这也跟传统的日本文化有关：决策速度慢，决策周期长。相较美国同行，日企的重资产问题普遍严重，固定资产周转率普遍不如美国企业。比如汽车制造行业，丰田和本田的资产周转就显著低于福特，而且在过去二三十年里，一直在走下坡路。

中国的企业呢，在应对重资产问题上，可以说是两个极端：大型国企央企跟日本日本企业相似，如果不是更慢的话；沿海的民营企业呢，则跟美国企业是一个数量级的，如果不是更快的话。在处理现有重资产上，我不担心民营经济，因为他们行动迅速；但同样因为习惯于快速试错，我反倒担心它们轻率地进入重资产----重资产可以快速进入，但不能快速退出。国营经济呢，特别是政策保护的那些行业，进入重资产时轻率，退出重资产时迟疑，就成了重资产的重灾区。

本文摘自《供应链管理：重资产到轻资产的解决方案》，刘宝红著。